学者张颐武曾经说过“家风，讲究的是耕读为本，诗礼传家。通过家风、家训教导后辈，可以潜移默化地传达社会规范。”我家的家风就是“廉洁自律，清白做人”。

说起我家家风的形成，那不能不提到我的爷爷，他就是廉洁自律的一个杰出代表。我的爷爷名叫尹国谦，年轻时是天津自行车厂供销科的一名职员，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。那时候的飞鸽自行车，绝对称得上是咱们中国的名牌产品。有时候厂里为了接待外国元首，会搞一些新产品做研发，而生产出来的新型样车，会由爷爷所在的供销科进行试骑。我父亲后来回忆说，他们常常看到爷爷把各种新型自行车骑回家。别说是家里的孩子，就是胡同的孩子和大人们都会围过来，眼神里充满了新奇，小心翼翼地摸摸这儿摸摸那儿，大家都想骑上去试试。爷爷总是耐心地对邻居们说：“这车啊不是我家的，是国家的！公家的东西是不能私用的！”尽管大家对新车充满了好奇，但是也都知道爷爷的脾气，只能悻悻而归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那段时间最终研发好的自行车，被当作礼物送给了当时的西哈努克亲王。

在改革开放以前，国内的自行车都是凭票供应。爷爷就掌握着飞鸽自行车票的发放大权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将一张自行车票中饱私囊。那时候，我大姑和我父亲都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了上山下乡，在打算回城时，想让爷爷弄两张自行车票，却被爷爷断然拒绝。他严肃地跟大姑和我父亲说：“我手中的这个权力是上级赋予我的信任，不能成为我贪图自己方便的台阶！回城工作得靠自己的真本事，想要从我这里走后门，不可能！”爷爷本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，但是那次谈话时严肃的态度，让大姑和父亲至今难忘。后来，大姑和我父亲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就留在了当地工作。我的小学和初中，就是在山东省的一个小县城读完的。

当时的飞鸽自行车，实在是紧俏产品，全国各地的客户都要从爷爷手里提车、交款、办手续。有一次在收完客户的货款后，开完发票，客户就走了。爷爷突然发现桌子上的钱怎么厚了呢？原来在货款下面还压着一个纸包，里面是几千元钱，这在当时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，爷爷没有犹豫，赶紧追了出去，坚决表示不能多收一分钱。那个客户说，他们想在计划内多提走一些车，和爷爷商量后，爷爷同意了，为了表示感激，才多给出一些钱作为答谢。可是爷爷表示这钱坚决不能要，他说，只要是在允许的范围内能办的，会考虑客户的需求，但是额外的钱是一定不能收的！

别看爷爷那时候在自行车厂权力挺大，但是厂里的职工都知道，我家好几口人就挤在三十平米大的房子里。厂里领导考虑到我家条件确实困难，就决定给我家调个大房子。爷爷回家一说，最高兴的是奶奶，她总念叨：“等文龙和文先（我父亲和我大姑）他们回来，就不用搭板儿睡觉了！”可是这换房子的事情，等啊等，盼啊盼，好像就没有下文了。后来奶奶跟爷爷厂里的叔叔阿姨聊天时才知道，原来爷爷主动找到厂领导拒绝了换房子的事情。他说：“我的困难我自己能克服，厂里还有比我更困难的职工，就让给他们吧！”厂里的人都说，尹国谦真不愧是个共产党员，困难留给自己，方便让给别人。奶奶知道了，既生气又无奈。再看我们家，从大床到沙发床，屋里没有个下脚的地方，小床上还要搭一个板子，还得横过来睡。要是赶上春节，远在山东的我们一家和在廊坊的大姑一家都回去，得奶奶一声令下，喊着口令才能翻身。

爷爷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他对子女的教育就是这两个词：“廉洁自律，清白做人”！我父亲、大姑、二姑都是共产党员，都从事单位的财会工作，并凭借自己的努力，成为了单位里的领导。每次过年回家，他们都会向爷爷汇报自己的工作，爷爷总是乐呵呵地说“嗯，清清白白就好！”由于爷爷在工作和同事中间的口碑很好，他不仅是先进工作者，优秀党员，而且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他的事迹还被刊登在天津日报的第一版，作为优秀典型进行宣传。

在这样的家风浸润下，我考入了天津师范大学。我还清楚地记得爷爷在我入学那天对我说：“当个好老师可是不容易啊，面对那么多小孩子，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！”爷爷的话我记在了心里，当有些家长想要用卡或者礼物表示她们对我的感谢时，我总会谢绝她们的好意：“我只是把每一个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，我热爱这份工作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！”

“廉洁自律、清白做人”是我家的家风，更是我们做人的行为准则，我们会将这个信条传承下去，做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。